日前，北京工商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们在乘坐火车去北戴河的旅途上，遭遇了被“要求集体让座”的尴尬场面，这让毕业生们很不服气。据毕业生讲，列车员解释说集体让座是给相关领导，这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6月14日13时许，李明和十几个同学一起赶到火车站，乘坐北京开往沈阳的和谐号D11去北戴河旅游。李明等同学的座位都是正向的，但突然过来的工作人员要求李明等同学集体起来，坐到另外的反向的座位上去。大约过了几分钟，上来一些人坐在了李明他们的座位上，列车员向李明等同学解释，座位是让给一些领导的，希望李明等同学支持他们的工作。李明等人感到很不服气：“如果是领导出行就可以随便调换别人的座位，那我们作为乘客的权利谁来保障？如果是自愿让座，我们没有意见。但列车员有什么权利让我们集体把座位让给别人？”

　　但最终，他们还是乖乖起身让了座。这一“让”，也就“让”出他们走上社会之前的一个永远不能洗刷的耻辱！

　　不论当事官员有没有主观上的要求，但是在列车员的协调下，他们坦然坐在正向座位上，我想他们心里肯定没有丝毫的不安甚或愧疚感，因为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习惯了前呼后拥，习惯了利益优先，仅此而已。作为当次列车的乘务人员，也许有某些领导的马前卒事先做了打点和融通，也许是出于一种媚权的本能，说换就把学生的座位给换了。在他们看来，这小小车厢就是其自己掌握的一亩三分地，这小小地盘上就我说了算。我讨好了领导，以后有得回报，得罪了你们这些穷学生，谅你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就吃定了你。

　　不管是官员的表现，还是车组人员的行为，应该说都不意外。幸好还没赶他们下车，让他们换乘别趟列车，而仅仅只是换了座位而已。令人不解的反倒是这些乖乖让座的大学生们。马上毕业的大学生，如果说不了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有些说不过去。面对如此赤裸裸的侵权行为，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多不懂法的农民和工人选择了忍气吞声。但是作为大学生，十几个人在侵权面前，无一敢站出来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几百年来，大学生始终是一个社会的催化剂，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元素。作为大学生，非但不能推动社会正义和法制建设，而且连涉及自身利益的小小责任都不敢于承担，连自己的权利都不珍惜，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在我们批评当事官员和车组人员渎职滥权的同时，难道这些学生们不该好好反思反思吗？你们难道连当年那个目不识丁的秋菊都比不了吗？

磐石观点：对于电信重组，很多分析都持批判态度，认为无法建立有效竞争机制，对此笔者认为电信重组是合理的，但是电信重组也将让国产手机依靠3G手机崛起的梦灰飞烟灭。

期盼已久的重组方案出台了，中国移动合并中国铁通，中国网通合并中国联通GSM，中国电信合并中国联通CDMA以及中国卫通。三部委发布的《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指导思想是：以发展3G为契机，合理配置现有电信网络资源，实现全业务经营，形成适度、健康的市场竞争格局，既防止垄断，又避免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 

对于电信重组，很多分析都持批判态度，认为无法建立有效竞争机制，对此笔者认为电信重组是合理的，但是电信重组也将让国产手机依靠3G手机崛起的梦灰飞烟灭。

电信重组方案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

从 《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我们可以明确的理解到此次电信重组的真正用意，那就是希望借助3G牌照的发放打破当前电信市场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局面，引入更多的竞争。所以对于某些人提出来最好仅发一张TD牌照来说，似乎是不理智的。因为一方面这是一种不合理的配置，也会加剧中国移动的垄断趋势，让电信市场更加不健康。

笔者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反对该重组方案，主要是他们无法看到电信业的未来，认为重组方案难以解决电信失衡现状。笔者认为电信重组只要能按部就班的执行，势必能够实现重组的目的。首先，进行电信重组，现在已经公布了重组方案，所以这一步已经算是结束了，也没有多少需要讨论的。

下一步关键是发放3G牌照，让TD-SCDMA、CDMA2000、WCDMA三种标准公平竞争。很明显中国移动被政府给予了厚望，因为他的盈利最高，份额最大，这也是国家一手培养的，这次不分拆移动，只是希望中移动能够担当推广中国自主3G标准TD-SCDMA的重任。对此，中移动CEO王建宙也公开表示：“做好TD，移动责无旁贷。” 中国电信合并联通C网之后，便加快对WCDMA的布局，而网通合并联通后，也开始建立CDMA2000，至此三张3G牌照已经开始准备就绪。 

然而这三张牌照中TD-SCDMA是最弱的，将技术更加成熟的CDMA2000、WCDMA放给新电信和新联通，这是国家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将最难的项目交给最有实力的中移动运营，这也算是人为的让三家运营商的实力获得平衡。当然，作为国家主推的3G标准TD，肯定会首先发牌，而且中国移动的TD二次招标已经开始，我们看到TD已经捷足先登，这也是国家的战略考虑，让最难做的TD先行一步。

由此看来，电信重组方案的出台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且长期看来会对市场竞争起到良好作用的，同时电信重组的同时发放三张3G牌照是必须的。

国产手机依靠3G崛起的梦或将破灭

作为3G产业链的重要环节，手机终端厂商的配合也至关重要。从目前中国TD试商用来看，很多用户都抱怨终端可选择性少，价格高，质量不稳定等因素，这也是阻碍当前TD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申请TD-SCDMA入网证上，似乎国产手机要比外资品牌积极许多。已经发放的三批入网证企业中，中兴通讯、三星、LG、海信、联想、新邮通、华立通信、宇龙酷派、华为以及熊猫的4款手机和2款数据卡。这三批TD-SCDMA手机入网证中，我们看到了摩托罗拉手机的身影，仍然没有诺基亚。

造成国产蜂拥TD手机制造，主要原因不是外资的技术不如国产，原因是他们对TD不感兴趣。因为诺基亚、索尼爱立信、摩托罗拉向全球多个国家供应WCDMA和CDMA2000手机。作为国际化的企业来讲，为了提高规模效应和降低成本，他们不愿将精力投入到TD中来。同时作为凯明的最大股东之一的诺基亚，公然让致力于TD芯片的凯明倒闭，也充分的表现出诺基亚对TD的冷漠。

3G的成功是一个产业链的成功，笔者曾分析如果五大外资不齐发力TD，那么TD的普及将受到极大的影响。现在，电信重组却让3张3G牌照的发放迫在眉睫，这必然引发诺基亚、索尼爱立信、摩托罗拉的巨大兴趣，摩托罗拉表示将继续加大3G在中国的投资。可以预见的是，诺基亚等外资品牌将很快的加入到WCDMA、CDMA2000的制造中来，从而会促进新电信和新联通的用户群壮大。

国产手机目前份额已经低至20%，夏新、波导等老牌国产手机也发生了严重亏损，中国消费者对国产手机质量存在担忧。同时，国产手机均重市场轻研发，均使用手机方案公司成型方案，产品同质化严重。无核心技术、无品牌优势、无市场份额这些弊端在3G时代仍然难以消除，因此，当外资品牌集中发力3G制造的时候，国产手机依靠3G崛起的梦必然破灭。

最后，笔者预测电信重组也将在2-3年之后发挥作用，让三家运营商短兵相接，让中国电信市场走向市场化，让消费者获得更多的利益，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汶川地震垮了那么多学校，死了那么多孩子，不可能不令人愤怒。问责之切是人之常情，问题是，现在的问责全部指向具体的个人，如果没有能担负直接责任罪人呢？

说实话，下跪四次的那位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我很同情，做到这个份上，他的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东亚社会官场的最高水平了，在我国，至少媒体上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表现，如果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把“我下跪不是因为内心有愧”反过来说——“我下跪是因为内心有愧”，他能达到西方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政客的水平了。我的恩师、大右派莫之许也这么认为，虽然孩子们大量死亡是不可接受的，但蒋国华本人与此并无直接责任，能下跪四次，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官员了。

而蒋国华之无人公开同情，乃是因为孩子死的太多，人们不可能还有同情给这位倒霉的市委书记。刻下民意显然是不杀几个官员、几个校长、几个包工头，是没法交代的。

假如真查出几个官员、校长有贪污贿赂问题，但因此被重判，实在是同罪不同罚，因为一个教学楼无论如何能榨出的油水，都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被查出的贪腐大案，上千万者未必就死。我相信肯定能查出来，但许多日子后，我想会有人认为，相比之下这些人死的有点冤。

如果是这样一种极端情形，可能被判重罪就更冤：某个对学校建筑质量负有巨大责任的建筑承包商，很可能他当时长期被拖欠建设款。以我个人的经验，在中国内地基层地方，公用建筑被拖欠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越是穷的地方越是如此。

在汶川地震死于学校垮塌的孩子们，本质上是死于教育贫穷。我想，汶川地震受灾地区，一定有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是始终未发不出工资而困扰的吧。在中国基层，正常财政收入是始终无法正常应付公共事业单位人头负担的。

我不是在为中国基层官场上的畜生们辩护，但在中国内地，县一级行政，普遍存在财政不够应付人头支出，到了乡镇一级，则情形更加恶劣，即使没有贪官，仅仅为了养活人头，政府机关就会直接派人整天上街抢钱，穷疯了所以才会极恶，你要这样的政府去办学，他们首先就没有钱。

中国的地方与中央财政税收分成系统的现实是，中央把财权不断上收，却把事权或者说公共责任不断下移。更糟的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政府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保障，责任和事务越到基层越重，以极为有限的财力去承担巨大的责任，教育不可能不是穷的，孩子不可能不是苦的，医院不可能不想方设法多开药，社会福利保障不可能不是寅吃卯粮的……所以，学校楼房不可能不是偷工减料的。

由是之故，在平常时候，在中国社会民愤最大的是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因为老百姓普遍并不清楚，政府应当权责对应，财权与事权应当对应，所以，医生和老师们就一直在背黑锅当替罪羊。现在，地震这个极端情形，又使这种指责指向了地方官和建筑承包商。

中国老百姓无法监督财政预算，也没有权责对应的观念，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中直机构或省直机关的幼儿园或小学，一年所得拨款可以是超过一个偏远地区一个县的教育预算，他们肯定就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悲伤欲绝的父母，以及被愤怒烧红了眼的我们，就不会一心只希望抓住几个从学校建设中搞了钱的官员，非要了他们的命不可。

而那些为中国每一项耗资巨大的荣耀骄傲的年轻人，可能也不会随意为了抽象的国家荣耀而无条件欢呼。本质上，一个没有真正考虑国民生计的国家，是压根就不值得去爱的。中国是个世界上税收负担最重的国家，但中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教育、医疗、社会保证等项支出所占比例，几乎就是全世界最低的。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有些经济学业余爱好者提出《免费义务教育可以终结了》，实在是比较扯淡的观点，中国并没有免费的义务教育，而且对一个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你要么强调减税，要么强调福利，没有强调减福利的理由。

关于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最基本公共事务的权责问题，有心者可以点击我的老贴《莫老师的经济史讲堂录》。

再说一次，我绝无为汶川地震学校垮塌中应负其应负责任的官员辩护，但我相信，以地方财力，即使一个县的官员各个是焦裕禄，也一样会出现学校大面积倒塌的情形。当地垮塌的学校大都是九十年代初“普九”教育突击建设的产物，以地方当时的财力，很多是先盖后集资的，就是说，很多建筑商是垫资长期被拖欠的，它们多数不可能不是被偷工减料的。

中国国情是政府财政应承担的最基本社会责任，大都在基层，而基层又普遍贫困，以中国税收在中央的集中程度如此之高，毫无疑问，在很长时间，基层都应该大量接受中央财政的返还，即使在发达国家，边远地区的财力也是不足以支撑本地居民拥有基本平等的社会服务的，但事实却相反。所以，在我看，导致那么多孩子死去，也许根本就没有就没有直接的罪人。

所以，如果为了那些死去的孩子，问责只问到基层的那些倒霉蛋，这个问责，除了制造几{nextpage}个冤死鬼之外，于那些还活着的孩子，活着的老人，以及迟早也会老的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原来以为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全世界小朋友的节日，到了美国后发现不是。而且很多国家有儿童节但是在不同的日期，比如四月份去参加过一个土耳其的儿童节，居然也叫国际儿童节。而号称儿童的天堂的美国，则压根儿就没有儿童节。

      一天LG下班回来问我，“知道吗，美国为什么没有儿童节？”咦，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这边的孩子已经够幸福的了，玩的时间所占的比例比较高。在学校里动则就是Party，开学日、放假日、万圣节、感恩节、复活节、感谢老师日等等都会有Party。Party上免不了的好吃好喝玩游戏。一个学期四五次郊游或看戏剧：这学期看了一台舞台剧《灰姑娘》；到图书馆请畅销儿童书作者讲故事，签名售书；学习池塘生态系统时则干脆把他们拉到一个遍布小池塘的公园，每人发个网，下水捞虾捕鱼（当然交给管理员讲解后要放生的）。一个班如果表现好，挣够了一定的分数，学校就奖给孩子们一个批萨Party，穿了睡衣去上学，吃完喝好，躺在地上听老师讲故事。个人表现好，比如午饭后帮助管理员收拾桌子，也可以挣到个人分，够点后就可以去和校长共进午餐，当然也是批萨Party。

      至于周末，以这个星期六为例，嘎嘎有两个生日Party的邀请，其中一个是在公园里以奥运会为主题，她还没定去哪一个。嘟嘟最后一场棒球赛结束后队里要开Party庆祝。我的课后学校也要在新址开Party，有吃有玩，请了魔术表演、face painting、租了蹦蹦床。嘎嘎晚上还有她渴望的竖琴表演。

      所以少个儿童节也算是给父母少点事做吧。不过我还是好奇，“那为什么美国没有儿童节？”

      LG说，今天午饭时我就此问题问了我的同事，大家哈哈一笑，说，这还不明白？因为美国的孩子天天都在过儿童节。

　　一名自称“北京政治老师”的网虫6月12日在某知名网站论坛抛出题为《疾农民如仇》的惊人帖，全面剖析农民的粗鄙表现。在帖子中，“北京政治老师”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1000余字叙述农民的粗鄙表现，通过自己所理解或看到的表达他对农民群体有缘有故的“看不起”。他说：“内在方面，农民小农意识深厚，生活习惯猥琐，法制观念淡薄，势利眼毒辣，报复欲旺盛，阴坏损；至于外在方面，农民不讲卫生、以净为耻，穿衣品味奇差。

　　“北京政治老师”用调侃的笔法隐晦地陈述着真实意图：先进的理念始终无法在农村传播普及，文化落后、思想闭塞让农民命运卑微轻贱，落后的体制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虽然《疾农民如仇》让我们清醒看清农民的悲哀，让我们思考。但是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我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慨。农村固然落后，但是毕竟人们的思想还是非常单纯，比城市人活得更坦然和健康。从几年来在城市生活的所见所闻来看，如果要全国10亿农民都向“城里人”学习，我认为他们的道德也将会日益沦丧。

　　众所周知，中国城市现有体制法规的松散，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日益失效，使得全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恶性深渊。现代性文化资源匮乏已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致命伤。中心大都市本该是胚造和传播现代文明的摇篮，可中国大都市缺乏这种现代性文化张力，它的冷漠和麻木成了恶化整个社会肌体的病源体。

　　中国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道德上微不足道的群体，也缺少成熟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对外来民工不具有道德楷模作用。与此同时，城市也是两极分化最突出的地方，其商业繁荣和教育发达与道德水平的低下不成比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市民，有着自己坚定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支柱。中国长期任由政治作孽，衍成一个百病丛生的畸形社会，权钱交易和裙带关系使财富越多﹑地位越高的人们越缺德性；中层社会则普遍的麻木不仁，这是中国都市歌舞升平背后不可忽视的严峻实现。可以说，中国城市已是道德荒芜之地，严重匮乏现代性道德文化资源，单一经济发展以牺牲道德和法制为前提，更谈不上整体有序性。

　　当中国广大农村兴起“向城市人看齐”的新大跃进运动，都市成了农民们羡慕和仿效的标座。在贫富悬殊﹑身份差距﹑制度不公等压力下，进城民工们在道德上无所适从，其原有道德抗拒力最终因残酷现实而降服，转而奉行“城市人能做的，我们都能做”的简单道德逻辑。然而，中国都市化人性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有道德勇气者寥寥可数，城市“好人”的哲学则是坏事不干﹑好事不做；惹不起﹑躲得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乎冷血动物，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又缺乏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如平等﹑公正﹑理性﹑宽容等等，甚至不具有起码的平常心态。无论城市人自身在一座城市里有多幺微不足道，当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弱势的农民时，就表现出骄横自大和沾沾自喜，毫无良知的内疚感和羞耻心，更缺乏反思内省的道德勇气。因此，当十亿农民都向这些所谓“高等国民”看齐，其结果使整个国家走向彻底缺德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凡到过大城市的农民，原有的道德水平必然有所降低，“良心变坏”。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严重匮乏个性精神和正义元素，宗法伦理又是一种缺乏正义勇气的贫血道德，使得中国文化整体无比阴森，以致审美与价值上倾向消极冷漠，缺乏人性张力和正义热情，这大概是中国人冷血“国民性”的文化根源。所以，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在中国大行其道，即使今天，城乡两级户籍制度毫无松动，这一户籍制度显然是集权与奴役的新变种，那些在这一制度中受益的市民社会持着天经地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而农民有一种认命的扭曲心态，那就是他们诉不尽然的自我埋怨和自我嘲弄：“谁要我们是农民呢？”。路遥是最早对城乡户籍不公制度发起抗议之声的文化人，与《人生》同期的“伤痕文学”便是一片哭诉声，通篇充斥着“下乡者”﹑“下放者”的不幸经历，这固然没有错，但本质上漠视了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们的不幸命运。换言之，伤痕文学哭诉的背后，隐藏着城市人的道德危机。中国虽是个传统农业文明大国，却有着以“农”字为耻的国民心态，“农民”一词是中国城里人贬人的口头禅，实际利益的歧视就更指不胜指了。赵本山每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扮演农民那套绝活之所以那幺受欢迎，就是因为愚昧﹑丑陋﹑穷酸的农民形象已成为人们捧腹笑料。城里人习惯以歧视农民而{nextpage}获得价值优越感的满足，也是一种幸灾乐祸与变态心理。当前学界“贫富”﹑“城乡”或“三农”问题炙手可热，实质上并非一种社会自觉的良知，而是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矛盾的危机反应，因为今天中国农民越来越不安分守己﹑低眉乖顺，而是有些蠢蠢欲动，似乎愈来愈缺德性，这才引起市民们的恐慌和学朮界注视。由于市民社会对现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冷抵制，使得“一国两民”问题遥遥无期，甚至有人公开起来维护这一丑陋的制度。

　　现在，上海官方对外地人户口进沪控制很严，只适用于那些对上海有“特殊贡献”人士，通常都是些暴发富商、院士、专家、学者，普通民工显然无法享受这种特殊待遇，暂住证﹑挨罚挨关是他们人人不可逃脱的恶运。目前大城市户口价值三至十万不等，连一般城镇户口也需三至五千元，许多地方公安部门以抓人罚款﹑贩卖户口为生财之道。城市中小学校对无户口求学者高额收费，使得大部分民工家庭不敢问津，子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机会。

　　通常而言，愈是现代性大都市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国则不然，仅北京上海两地便有一种普遍严重的都市病态人格，京沪人那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往往建立在外地人的痛苦之上，而且两地人的麻木和冷血可谓中国之最，与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极不相称。荒唐的是，网上京沪两地网人互相贬斥﹑拆台，一决高低，显然是狭隘而偏执的市侩习气在作祟。总体上，两地人都恶劣地排斥﹑歧视外地人，民工被无辜伤害最为严重。北京人一贯的霸道狂妄与上海人一贯的骄傲自大，皆成中国都市人格病态特征。尤其北京人皇城根观念更为膨胀病态，事实上，北京哪一样值得自满的东西不是来自全国人的血汗？北京人把绕几句不阴不阳的京腔视为了不得的高明文化，殊不知那是过去宫人专有语言方式，既不高雅深奥斯文，更不是什幺贵族派头，热爱故乡或家乡的本位主义无可厚非，可谓人之常情，但绝不是沾沾自喜和攀比压人的宝器，可见中国城市阶层是多么缺乏包容与开放的现代素质，跟纽约﹑伦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无法相比，这种冷血城市，居然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经济和教育的中心，似乎就注定了中国城市人已经彻底“缺德化”。

　　前天晚上7点多从工地回住的地方，为了有一个座位，我特地走了2站路，走到224路的起点站，又在起点站排了10多分钟的队，等了一辆有座位的车才上车。
　　坐了4站路，我身边站了一个看样子60岁左右的老人，他几乎靠到我身上了，我故意闭上眼睛装睡，因为我实在不想让座——如果你们城里人也去工地上干上一天，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不想让座了。
　　过了几分钟，有人敲我的肩膀了，我只有睁开眼睛，看到有一个膀大腰圆，戴副眼睛的老兄用手敲我肩膀，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尊老爱幼懂吗？你这个座位是老人专座，知道吗？
　　一脸茫然，说实话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有老人专座这回事，所以我依然没动，因为我浑身发软，很想坐在座位上休息。
　　接着，那位老兄又说了：你们民工怎么素质这么低？明摆着这个座位是老人专座，还不肯把这个座位让给我爸爸坐？
　　听到这句话，我脸发红：一直以来，我们在广州夹紧尾巴做人，很怕别人说我们素质低——也许我们素质确实低，但如果你生在乡下，你也会跟我有相同素质。所以我到城市里，我总是以一个城里人的素质来要求我。听到他这样说我，我赶紧让出座位，看到他把他爸爸扶到我座位上！然后我像老鼠一样挤到另一个角落里，站了近一个钟头才回到小新塘。
　　晚上我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为什么要让我让座？
　　这个座位是我付了努力得到的：走过两个公车站，排了10多分钟的队才得到的，为什么我要让给别人，这就是城里人的素质？
　　尊老爱幼我懂，但我的爸爸今年66岁了，现在还要套牛耕田，还要翻地，还要干农活……，怎么见城里人去帮助我父亲？而城里老人天天早上做运动，晚上作锻炼，在那些小区的健身器材上运动自如，好像力气多的用不完，反而要我们乡下人让座？城里的小孩有幼儿园上学，甚至有人接送，站一下公交车就要别人让座？我自己的小孩在乡下每天要步行近40分钟的山路上学，他一直高高兴兴的，从来不要求别人让座！
　　那位老兄理直气壮地要求我让座，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他是否真的尊老爱幼了？如果他真的尊老爱幼，为什么不让他爸爸打的？还让他爸爸来挤公交车？前年我爸爸来广州看病时，每次去医院时，大部分时候我都是打的带我爸爸去的。那位老兄，你的尊老爱幼，是专门针对别人的吗？还是希望别人为你完成尊老爱幼的义务？
　　经常听到你们城里人很是道貌岸然的要求别人给老人、孕妇让座，你们是否想过，你们的父母那么老了，你们的妻子为你们十月怀胎，你们还驱使着他们为你们工作，做牛作马，这就是你们素质吗?我们乡下老人只要做得动，都会下地干活——因为我们很穷，但我们的老人从不会道貌岸然的要求别人为自己作什么，可能他们还不懂你们的素质！我们乡下媳妇怀孕5个多月时，基本就只要在家里干点家务，不用下地了——因为我们虽然穷，但我们还知道疼惜媳妇，你往肚子上包一块重物就知道他们忍受的是什么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城里人的素质，是不是都是你们拿来要求别人为你们服务的口号？你们有道德、有力量、有素质地要求别人为你们的父母、怀孕的妻子让座，你们自己做了什么呢？
　　城里的老人，城里的孕妇们，你们在谴责别人不给你们让座时，是不是更应该谴责你们那不孝的子女，还有那些不负责任的丈夫呢？
　　我只是一个民工，我很希望得到你们城里人的认同。但我工作一天后，真的很累，不要道貌岸然地要求我让座，好吗？如果你希望你的父母，你的妻子过得更好，为什么不是你付出更多？而是要我付出！当你们要求我付出时，你们是否想过我的父母，我的小孩在乡下过着怎样的生活。城里人，当你们道貌岸然地谴责我为什么不让座时，请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好吗？求求你们，不要道貌岸然地要求我让座，好吗？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人员在最近一项涉及数字的记忆测试中，将黑猩猩分成三组，与大学生比赛记忆力。研究结果显示，黑猩猩的记忆力比大学生优胜。《当代生物学》杂志发表了这一研究的结果。
　　
　　这个新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教育。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主要内容就是考验人的记忆能力。越是记得多，复述得越是准确，就越是出类拔萃。在这种教育体制之下，学生已经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盛装各门知识的容器，容量越大越优秀，越容易在残酷的竞技中胜出。
　　
　　有一句口号，叫做知识就是力量，它的流行程度十足反映了我们对于知识的崇拜，尤其是教育对于知识的崇拜。作为对文革反智狂潮的拨乱反正，知识话语权的异军突起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虽然依旧构成人生的一个力量，其光芒却显然略有黯淡。一个人记忆再好，知道的再多，也不如电脑硬盘，也不如搜索引擎。而现在日本科学家的研究则更把记忆的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降低了一个层次，人的记忆不仅不及机器，甚至赶不上大猩猩。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扬短避长，穷经皓首，只是为了比拼自己记忆的卓越和知识的浩瀚呢？奉行知识中心论，以考验人的记忆力为主的中国教育，其荒诞也就无以复加了，那简直就是让人跟大猩猩赛跑。这种赛跑本无必要，纵然跑过了大猩猩，又算得什么荣耀？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的福利？
　　
　　知识其实只是工具而已，静态的知识如果不能跟动态的思考相结合，价值可以归为零。仅仅是知识远不足以把人类跟机器和大猩猩区隔开来，思考才是人类最擅长的，因此只有思考，才是人类区别于机器和大猩猩的最根本的特征。知识为用，思考为本，一切知识都应该为思考服务。电脑和网络固然神奇，但它们不能思考，所以它们只能为人类所用，否则等同于垃圾；大猩猩的记忆固然为人类所不及，但记忆再好大猩猩也只能受人类的宰制。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那些自由思想的空间越是辽阔的民族，思想力就越是强大，国力就越强大，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越是立于不败之地。相反，那些不允许自由思想的国家，譬如军国主义的日本和纳粹德国，它们纵然物质上怎样强劲，也终究不过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因为它们主要都围绕着静态的知识来展开，静态的知识的灌输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孩子们的思考空间，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孩子们游戏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剥夺了孩子们的自由和幸福。
　　
　　把人降低为大猩猩，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这种罪恶，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而早就是人所共知了。人所共知的罪恶一直大面积地存在，而我们却束手无策，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剧。
　　　　
　　——原载《山西晚报》

　　《纽约时报》曾报导过这样一件事。美国堪萨斯城郊一所高中，118名二年级学生被要求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其中28名学生从互联网上抄袭了一些现成材料。此事被任课女教师Pelton发觉，判定为剽窃，于是28名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并面临留级危险。在一些当事人家长的抱怨和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那些学生的得分，这位27岁的女教师愤而辞职。
　　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学校董事会不得不在体育馆举行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援女教师。该校近半数教师表示，如果校方降格满足少数家长修改成绩的要求，他们也将辞职。他们认为，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更加重要。Pelton则说，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规矩称：“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
　　女教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援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一些公司已经传真给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
　　看了这则报导，你有什么感受?这里面包含着的决不是美国人的小题大做或杞人忧天，而是“诚信”二字那沉甸甸的分量。这二字之于美国绝大多数民众，虽不能说重于生命，却是立足社会之根本!这也是我在美国生活多年感触最深的景象之一。
　　
　　令我信服和感慨
　　
　　想起以前在国内，出门总要提着颗心：购物担心假货；乘车捂紧钱包；若去旅游，在感慨大自然美景的同时还得处处留神，提防着别掉进下一个陷阱；就是回到家中，把门重重地锁牢了依然无法安心：从吃饭时担心被混杂其中的砂粒磕坏牙，到担心所住的房子是“豆腐渣”工程。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这样渐渐习惯了在提防中度过。而在讲究信用的美国，这方面的担心要少很多。尽管我们这些外国人不免会受到或明或暗的歧视，但在与美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的诚信确实令我们信服和感慨。
　　我曾携父母去曼哈顿参观无敌号航空母舰，买票后走出人群，突然想到老人可能有优惠，忙返回询问。售票员小姐闻讯赶紧一面赔不是，一面按老人优惠将余款退还。她并不查看你任何证件，甚至也不去打量二老是否真老(62岁以上老人方可享受优惠)，其所奉行的恰是一个“信你”原则。
　　后来我发现，几乎所有公共场合，凡有老人或儿童减价优惠，均无需出示证件，全凭你金口一开，人家就信了，哪怕有的老人长得很年轻，或有的儿童看上去颇高大。人家这样信任你，再去撒谎或冒充，真是件很可耻的事。正因为这样，当有一次带女儿参观某博物馆(售票处注明6岁以下儿童免票，而我的女儿刚满7岁)，售票员微笑着问“孩子几岁”时，我稍一犹豫，还是如实说“7岁”并照章购票。后来我甚至为自己那一刹那的犹豫而脸红。有一次去某大商场复印一本书。200多页图书印完去结账，收银小姐并不查验所印页数，只凭你自己报的数字收款，没有人怀疑你会虚报少交。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给我说起这样一件事，他刚到美国时，有一次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但在路口树了一块写着“停(Stop)”字的交通指示牌。他左右一看没人，就没停下来，结果被藏在树荫下的警察逮个正着，开了个100多美元的告票。他当时没当一回事，也没去交罚款。警察局把他告上了法庭。开庭时，执勤的那个警察到庭作证。我那朋友辩解说，没看见标志，说那标志被树叶挡住了，加上他的眼睛有点色盲，对红色不敏感，所以就没看到“停”字。法官居然就相信了他的话，把告票撤销了，还对那警察说，你认为写这张罚单合适吗?
　　
　　放心邮递
　　
　　在中国由于遭遇过几次投递丢失、拖延和来函上精美邮票不翼而飞的经历，我与邮局打交道已日见稀少。不料到了美国，每天离不开邮政，几乎每天都收到邮件，其数量之巨，大概要超过我在国内近10年私人邮件的总和。很多看上去极其重要的东西，美国人都是用一纸平信送达，且万无一失。
　　相较于对信封规格要求严格的中国邮局，分检信函早中国多年实现自动化的美国邮局，却对五花八门的信封来者不拒，小到巴掌、大到4开报纸的信封，我都收到过。一些美国人为了寄一些特殊的感谢卡或纪念卡之类，还常常自制信封也照寄不误。如果你在信封里鼓鼓囊囊地揣些东西，例如胶卷、唱片，竟也能寄出。我在美国先后冲印过近20卷胶卷，全部是用信封寄出并收回的，尽管信封里装一二只胶卷，简直有些滑稽。由于既可以省去封超市送取胶卷相片的麻烦，又能节省些费用，很多美国人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洗印照片。
　　不仅信封五花八门，信封内还常常包含着很重要的东西，比如驾照，这是美国除了公民证、绿卡之外最硬的个人证件，因为通过驾照上的资讯，警察可以从计算机调出包括你出生、国籍、住址、社会安全号在内的一切个人记录。如此重要的驾照，也源自一封无需签收的邮件。诸如此类还有银行支票、汇票、银行卡、信用卡、借书证、账单等。
　　美国的家庭信箱，通常竖立在马路边上，且均不上锁，邮件放在里面等候邮递员来取。但依我个人及我认识的所有朋友的经历，无论多么重要的邮件，从未丢失。起初我将胶卷放入信箱还有些忐忑(重要的胶卷一旦丢失，损失将永难挽回)，后来也就坦然了。一年内我先后寄出约50张付账的支票，张张安全。
诚信是双方面的
　　
　　诚信是双方面的，只有大家都能以诚相待，讲求信用，那种时时提防着过日子的情形才能雾去云开，我们的生活才能真正变得轻松和愉悦。
　　在美国购物心情十分轻松，因为你无后顾之忧。差不多所有商家都接受退货，有的规定1个月内，有的则是3个月内，只要是合理的理由都可以退货。在一些大型连锁店内购物就更是放心了。刚到美国时，我在“沃尔玛”买了个电熨斗，放在家中两个月也没用过，一件东西闲置在家中总觉得不是滋味，又听说每年“感恩节”各商场都会推出特价商品，于是就想退掉它。等特价时再买。想起以前在中国退货时所遭到的拒绝和周折，我心心忐忑不安起来，因为那熨斗虽未用过但已拆了包装。费心准备了好几个理由，我才迟疑着前去退货。结果，到“沃尔玛”客服部。看到好几个美国人拿着大大小小的东西自觉排着队在等退货，心心顿时踏实了几分。轮到我，刚小声说了句“这熨斗我还没用过”，没想到她只是取出看了看，没有丝毫的脸色和刁难，很快用扫描仪在包装盒上“嘀”地扫了一下，又在计算机上嗒嗒敲了几下，打出一张退货收据让我签字，接着如数退钱给我，又快捷又友好，仿佛这是极平常的事。在美国去各大小商场购物，出口处从未见过任何检查或防盗装置，更未见到把门的保安。事实上美国超市失窃的现象也是有的。然而，商场总是竭力避免任何对顾客不信任的痕迹，即使有人监视，也会非常隐蔽，常常是挂一而漏万。不过，在美国偷盗的犯罪成本是相当高的，哪怕是偷一件小东西。一旦败露，其记录将跟随你终生。因此，美国人都把教育孩子从小诚实守信，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设计的基础教材中突出了“诚信”方面的内容。其中一篇课文讲述了一则古代中国的故事：一位国王要选择继承人，于是发给国中每个孩子一粒花种，约好谁能种出最美丽的花就将被选为未来的国王。当评选时间到来时，绝大多数孩子都端着美丽的鲜花前来参选，只有一个叫杨平的端着空无一物的花盆前来，最后他却被选中了。因为孩子们得到的花种都已经被蒸过，根本不会发芽。这次测试不是为了发现最好的花匠，而是选出最诚实的孩子。教材建议老师在班上组织讨论，向学生介绍“最大程度的诚实是最好的处世之道”这句谚语。
　　诚信是美国人立身之本。他们不骗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因为健全的信用制度的要求。如果不讲信用，一个人在社会上就难以立足。比如，如果某人在经济活动中有过欺骗行为，他不但无法按揭买房、买车、工作不好找、租房也难、连买保险的保费都要比别人高很多，整个儿叫没法混。当然，他可以说，骗了人不让发现不就行了吗。但关键是，诚信制度让他无处躲藏。因为他的经济行为都在计算机机有记录，把他的社会保险号码输入资讯库一查，就对他知根知底了。
　　正因为诚信在美国是如此的重要，撒谎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件大事，比如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紧迫不放的不是总统的婚外情，而是克林顿向全国人民撒了谎。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也让我感受到了美国人对信任和被信任是多么敏感。
　　
　　买车事件
　　
　　某个下午，我和同伴瑞克打算合买一台车，约好车主到瑞克住的地方见面。大约3点钟，一个30来岁的墨西哥男人开着一辆黑色小轿车来了。他先是介绍了车辆的基本情况，说他花了很多钱翻新这台车，现在卖出的价钱是$2800。我们仔细把车里车外看了一遍，确实是辆翻新的车，连发动机都是新的。我和瑞克先后驾驶了一圈，试一试车，感觉还不错，于是打算买下来。但毕竟是第一次买车，所以有些谨慎。一是担心车的来源不正；二是担心翻新的车不耐用；三是想再讲讲价钱。于是从过户手续的办理到为什么要卖车以及能否降点价，我们问了很多问题。车主回答得很简短，拿出几页数据，说，手续非常简单，在这表格上卖方栏签了名，你们去DMV办就OK了，至于价钱不能降。边说边露出不耐烦之色。当我们终于下定决心与他成交时，他却说不卖了，启动汽车一熘烟就跑了，把我们傻愣愣地晾在那。
　　后来跟美国朋友聊起这件事，他们耸耸肩，分析道，这桩交易没有成交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车主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惹恼了他。他们说，美国人最不爱听别人说他是个说谎者(liar)或失败者(loser)，比骂他娘还严重。看来我们对那人的不信任无异于在骂他是个骗子，难怪人家愤而走之。
　　诚信制度让美国人不得不讲信用，除了培养了言而有信的品德，还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两个好处：一是人与人之间无须相互琢磨，不用费劲去打听别人的德行，人际关系非常简单，做人就做得轻松□二是降低了经济行为中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