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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针对茅于轼先生所写的《不要拿我交的税去建航母》文,写下《驳茅于轼:不要拿我交的税去建航母》文,该文在多家网站同时发表以后,引起网友的广泛讨论。在绝大多数网站,我的文章均赢得网友一边倒的支持,只是在《博客中国》遇到部分非议。这里我要提到的是,在支持我的声音中,有太多的对茅于轼先生的侮辱性文字,这就很不该。我们每个人都有谈谈自己观点的权利,虽然茅于轼先生的文字的确与其身份不符,但不能因此就骂人。我看过茅于轼先生的很多文章,就其文字功底和逻辑能力而言,实在不敢恭维,我甚至怀疑茅先生的很多文字是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会不会有身边的某人代笔。如果是这样,茅先生所请的这代笔人的水平也的确太烂了,不过,也因此我们更不应该去骂茅先生了,也许会是那位代笔人该骂呢。当然,主体思想肯定能够代表茅先生的本意。

我认为,不管是谁,都有权利谈谈自己对于纳税人的纳税钱的使用情况的质疑,茅先生当然也有这样的权利。我之所以批驳茅先生的观点,主要是因为茅先生的观点不该用“军备竞赛”的理论意义代替实际存在,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海峡两岸民众与执政者的政治、思想素养的评价,更不该主观臆测建造航母的理由,其观点不能被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却由此也同时引发了部分网友关于我国该不该建造航母的讨论。以下是我和网友在某网站的部分讨论内容:

A朋友:“中国造船技术和基础材料(钢材、电机、雷达等等电子系统与国际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买国外的设备组装一艘航母,其意义于国防不大,还不如扎扎实实投入科技研发和技术培训,提高我国的钢材质量,发展民族电子电机系统,培养熟练的专业技师。等这些条件成熟后,造不造航母也不是什么难事。现在要么我们不造航母,要造就要造世界一流的航母,不要组装二流航母配备不专业人员,反而更丢中国的人。”

我回答:“朋友的见解不能说没有道理,我也曾经这么思考过。 但是,我们的起步太晚,借鉴外国的经验会来的快一些,少走弯路。我们国家近些年国防工业飞速发展,走的正是这样的路子。”

B朋友:“海军没有战略纵深,没有海外基地。如果中美开战,我们是无法在第一岛链外造长久自持的。其后果是,要么在母港防空;要么在外海逃窜。看看二战初期,德国水面舰只的下场。尽管得到前苏联和占领地港口的补给,德国海军水面舰艇照样被英国海军围剿消灭?在战略空间上,中国海军和德国海军及其相似,发展航母只是一个象征,但不实用。”

我的回答:“朋友的发言,是从历史经验和技术角度来讨论该不该建航母的,不无道理。我尊重您的个人看法。”

但是,C朋友却对B朋友的论点提出质疑:“不能以陆军的思想看待海。陆权与海权是不同的。以陆权看待海权只会丧失发展的机会。甚至无法理解海权的真谛。就拿纵深论来说吧。陆军以有纵深而强大,不如二战时的中国和苏联。中国之所以不亡,是因为有战略纵深。苏联也是一样。而海军以强大而有战略纵深。比如二战时的英国。英国因为有强大的海军。而避免了德国陆军的渡海作战,从而保全了英国。现代的日本也是以海为纵深的。中国的航母要想不沉。就必须有强大的科技和综合国力。海权是强者的艺术,海权不接受第二。当你以弱者的心态看待海军的时候,海军已经亡了,那还有什么战略纵深。当甲午海战,中国海军黄海战败。海军龟缩港内时,中国海军已经亡了。弱者无海权。总之,海洋是属于那些勇往直前、勇于探索的民族的。当中国建造航母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做第二。”

我回答C朋友:“说得好,我们应该有信心,否则,总是顾前顾后,畏首畏尾,我们将被西方列强甩得更远。 但是,乙朋友以史为鉴的心态也应该有,这种心态可以让我们在发展战略武器的时候保持冷静的头脑,从而避免出现盲目性。”

D朋友针对我文中“当建造航母成为国防建设的必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认为是在耀武扬威”这句话这么说道:“建造航母成为国防的必要?这结论有待商榷。仅仅是国防的话,建航母恐怕不如建核潜艇吧。近洋作战,航母除了做靶子之外基本没什么用。当年日本奇袭珍珠港就是一个案例。不管是黄海海域还是东海海域,中国战机从大陆或者岛上的基地出发就足够了。”

我是这样回答的:“朋友的发言有你的道理。 但是,你把‘国防’一词作了狭义的理解,好像国防只需要防御性武器,这就错了。航母的确属于攻击性武器,但在很多时候,要想获得战略主动权需要先发制人,就必须拥有攻击性武器。在很多时候,攻击的目的是为了积极防御,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同一个词语。我简单地谈了我的一些看法:

1、我也对建航母曾经持有异议,这是从航母未来的价值走向来说的,就是说,今后的航母是不是经得起现代武器的攻击,如果不堪一击,那么,像建造航母这样的太大的花费就不值得,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2、从目前的世界格局来看,由于存在核武器之威慑效果,大国之间打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建造航母担心被击毁的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要想击毁航母这样的战略武器,除非大国之间作战,对方才有这样的能力。航母也应该属于战略武器,威慑成分应该大于实用的成分。

3、如果我们从纯防御角度来考虑,仅仅完善和发展防御性武器,却没有航母这样的攻击性武器,我们就没有远洋作战的能力,中国已经越来越国际化,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今后许多国际事务的处理,需要仰仗强大的武力,没有航母这样的武器恐怕就不能实现一个世界大国的政治抱负以及保护海外同胞的能力。没有先发制人的能力,我们就会在很多时候失去战略主动权,这也不行。

4、以上只是我本人的浅见,我们到底该不该建造航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可以明白的,也不是我们寻常百姓可以明白的,我们应该相信国家会有一个经过论证以后的综合的考虑。有一条是肯定的,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是没有自尊和地位的。

5、如果茅于轼先生也是从技术角度谈谈对建造航母的看法,我就无话可说了,因为,我们对于军事技术都不内行。遗憾的是,茅于轼先生的观点简直扯得太远,是从军备竞赛的理论角度和建造航母的意图方面论述的,其中有很多是臆测的成分,明显与实际不符,这就叫人不好接受。”

E先生对我的观点表达了不满:“‘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茅是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博主的观点,政客很喜欢!!! 我早已经相信,中国是一个真心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花费巨资在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上,仅燃放的焰火,就足以制造出数十艘航母,但在大片领土、海岛都被人侵占着的情况下,中国宁可将巨资烧掉也没有用到军事和民生上,爱好和平到如此SB境界的国家,如果再被人说成什么‘中国威胁论’,真的是没有天理了。”

由于E先生的发言使用了不雅词语和过激语言,我一般不理会这样的讨论者,却有F朋友对E先生表达了愤怒。然后这位E先生给我来了这样一句:“请大家去看看你{nextpage}的评论,除了‘诱导别人服从**’,无它!其实,我和茅老聊天,他也是这样认为你的。”看看这位E先生说的话,我杨明华一介草民,用得着那么费心劳神去“诱导别人服从**”吗?我向来声明,我的任何文字,都是自己的对所讨论问题的真实的、发自内心的看法,我的座右铭是——“实事求是地看待一切人和事”,始终站在中间立场上,从来不刻意地为某个特定的群体说话。让我想不通的是,大名鼎鼎的茅于轼先生身边也会有使用不雅词语和过激语言的E朋友?这是不是也间接证明了茅于轼先生的交友水准太低?大概不可能,也许是这位E先生在自作多情,冒充茅于轼先生身边的朋友吧。

也有G朋友如此说:“如果我们纳的税去建了航母,那么多少还有点用,造了武器。 但是现在的税是10%用于吃喝,10%用于公车,10%用于建形象工程,6%用于维稳,4.8才用于军事。 这还不包含贪腐的。够了。”

我向来认为,不管讨论什么事情,都应该就事论事,不要扯得太远。我善意地给了这位G朋友提出一些建议:“先生的发言所引入的数据很专业,不知道是不是经过调查论证以后的数据。但即便是这些数据不够准确,现实社会也的确存在这方面的弊端。我一般不会引入这样的数据,因为,我要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道听途说就盲目传播,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建议朋友们写任何文字,都要注意一个尺度。在很多时候,如果数据非调查所得,或者非官方数据,尽量不要使用。尤其是容易引发质疑甚至是扯上官司的数据,最好不要使用,这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需要。像G朋友这样的发言,完全可以引入模糊数据就可以了。社会的很多不良现象的确存在,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不必使用准确数据,也能获得大家的认可。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

    视频说明:温总理说:“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沉思和起伏。”

人民网3月14日报道  3月14日(星期日)上午10时国务院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李肇星]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们高兴地邀请到温总理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提问。现在请总理讲话。

[温总理]记者朋友们,大家好。过去的两年我们是在极其困难条件下走过来的。人民是用坚实的步伐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这将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迹。

 

[温总理]但同时我们要坚定信心,华山再高,顶有过路。解决困难唯一的办法、出路和希望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沉思和起伏。

国务院总理温总理答记者问(实录全文)

温总理:城乡差别大 京沪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

  3月14日(星期日)上午10时国务院总理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德新社记者]温总理你好。大国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现在正在崛起,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以及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的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了解,在中国政府内部也在就该问题进行着积极的讨论。我想了解,中国是否有这个能力以及意愿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温总理]你的问题问得还是比较平和的。实际上现在在舆论上,已经出现了“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必胜论”的观点。

[温总理]你给我一个机会阐述一下我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

[温总理]第一,中国这些年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是由于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我们确实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温总理]前不久,就是为了征求群众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我到离北京只有150公里的滦平县。我看到那里的群众虽然这些年来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变,但依然与北京有很大的差距。

[温总理]这个村子我已经去了三次了,分别是2000年、2005年和2010年。

[温总理]我经常劝记者多到中国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看看,你到那里看就知道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我们要实现小康目标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要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至少要到本世纪中期;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的时间以至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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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福建厦门网友 ip:125.77.*.*:
睿智的总理 实事求是的总理 清醒而智慧的总理
真正能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地方,在农村

网易辽宁沈阳网友 ip:119.119.*.*
理智的总理,句句实话,倍感亲切比说大话不干事实的总理让人崇尚。

过去几年里,在中国刮起了一股山寨之风。从山寨手机开始,到山寨电视、山寨上网本,甚至山寨春晚……真是无处不山寨。

当然,首先让“山寨”扬名立万的还是手机。在山寨手机的发祥地深圳华强北,楼上楼下跑一圈,一部山寨手机就出来了。这些手机外观新奇,打火机、汽车、鸟巢,各式各样。如今,在占领了中国市场之后,他们又以强大的生命力走向了海外市场。每天,这里都会有不计其数的中东人、印度人、菲律宾人上门采购,把山寨手机带到了海外市场。

如今,我们经常还能遇到这样的场景: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人走在大街上,他拿着的手机里播放着流行歌曲。如果你发现他的手机屏幕最下端有五个菜单选项的话,那无疑就是山寨手机了。

山寨手机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山寨手机崛起的同时,国产手机品牌厂商集体沦落,昔日的霸主波导、TCL逐渐没落,反而是山寨出身的天宇、金立异军突起,成为新的领头羊。

这还不算完。随着山寨手机逐渐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低端走向高端,即使是诺基亚、三星这样的全球手机巨头也坐不住了。韩国《朝鲜日报》就报道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2008年,一款被称为“Anycat”的山寨手机使得三星大为紧张,因为它与三星当年主推的大屏幕触摸手机“OMNIA”极为相似。在将这款山寨手机拿到总部分析之后,三星发现它的功能和技术不亚于“OMNIA”,售价却只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不管是否承认,如今几乎所有的手机品牌厂商均在从山寨市场吸取灵感,有些还直接从山寨拿设计方案。

过去,我们理所当热地认为我们身处的“世界”就应该是一种“金字塔”的结构:少数几家大公司掌握核心的技术和资源,他们垄断了市场,对利润进行分配,然后再投入资源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由此他们变得更强大,获得更多的利润。

而实际上,还有另一种“海星”式的组织模式:产业链中的厂商按照水平分工,各自选择自己擅长的某个环节,将其做到极致。

山寨手机其实就是典型的“海星模式”。全球电子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使得珠三角地区形成了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的电子产品生态圈——在方圆100公里的范围内,你能够找到所有的手机零部件厂商。

更可怕的是,他们以“网络”的方式组织了起来。从设计、模具、主板、生产到销售,均有众多企业参与其中,他们既合作,又相互竞争,形成一种最有效率的交付方式。我到东莞长安镇采访的时候,一家模具厂的老板告诉我:要做出一款手机模具,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产业链却效率惊人:当品牌手机厂商需要花费半年时间才能将一款手机推向市场的时候,山寨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到了。而且,山寨还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和惊人的创新:第一部GSM双网双卡手机、第一部走马灯手机、佛经手机、打火机手机、鸟巢手机……让人眼花缭乱。

依托珠江三角洲电子制造业的产业优势,山寨重新解构了全球的手机产业,他们以专业化分工取代了垂直一体化,以快速响应市场取代了闭门造车,以低成本制造取代了高成本营销。当如此之多的中小企业通过“山寨模式”组织起来之后,他们就像蚂蚁雄兵一样无坚不摧。在这里,我们通常所说的“规模经济”不是通过一家巨型企业,而是通过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实现了。

我们整天在提创新,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开口闭口都是创新。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创新难道只有一种吗?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创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由此产生了一批大型国企。还有一个就是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他们依靠自发的产业分工形成了产业集群,依靠低成本优势,同样主宰了全球市场。典型的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其实不就是更早的山寨吗?只不过当时人们不这么称呼而已。不在庙堂之上,就在山寨之中,依靠产业链突围的山寨模式难道不也是一种创新?“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却击败了“全副武装”的正规军,这难道不好吗?对于占据95%以上数量的中小企业来说,山寨的中国式创新其实很值得提倡。

当然,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们沉溺于山寨的借口。实际上,山寨的成功是“中国制造”的成功,山寨的式微也暴露了“中国制造”的局限:当手机市场转向更为复杂和更为封闭的3G手机和智能手机的时候,当上游的核心技术提供商(主要是中国台湾的联发科)不再能够提供turn key解决方案的时候,山寨手机也就从此沦落了。而更多的产业,如山寨平板电视、山寨上网本,甚至还没有“火”起来就衰落了。

因此,当中国经济走向升级之时,当我们需要占领产业链高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止步不前。在这个时候,一小部分中国企业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在核心技术和核心标准上突破的重任。也只有在这些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真正的突破,我们的蚂蚁雄兵才有用武之地。如今,已经有这样的一批企业成长起来,成为各自行业的领头羊,掌握了行业的话语权。例如,中集集团在集装箱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移动部分掌握了后3G标准的话语权,等等。

当然,要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功转型,仅仅依靠企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创新就像娇嫩的花朵,它需要肥沃的土壤和精心的浇灌,中国的创新还必须建立在雄厚的基础教育之上,建立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之上。而在这些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但是,这些又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中国的企业每天都要为自己的发明创造被抄袭和剽窃而提心掉胆,如果中国的研究机构和高校每天都在忙着挣钱而不是做基础研发,中国的创造力从何而来?

因此,我们需要一次全新的、结构性的调整;通过这次调整,将全社会的资源和精力从注重短期利益调整到长期利益上来。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创新力才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冀勇庆/文)

          一到周末,汽车的喇叭声便刺破窗户,窜访我的耳朵。我知道,小区前的那条马路又塞满了车。即使坐在电脑桌前,我也能想象得出那幅壮观的场景:可并排走六辆车的大道,各个方向全部堵死,好像一只又一只螃蟹纠缠在一起,“滴滴” “嘟嘟”——“滴滴滴”“嘟嘟嘟”——“滴滴滴滴”“嘟嘟嘟嘟”,人造机械扭动所发出的骇人的声响,久久回荡在我脆弱的耳膜里。

从22层高楼看过去,这条南北大道堵车的原因极为简单。在非机动车道塞满汽车后,电动车、自行车、板车甚至行人挤进里面的两条主道,人车混行降低了速度,汽车变成了甲壳虫诺诺蠕动着;从西边某某大学奥数补习班出来的人,要驾车冲上主道,一个个倒车时就堵住了后面的车辆,还有从东边沃尔玛超市车库出来的车辆,左转弯或右转弯,便堵住了两个方向的车流;见前面肠梗塞,正在主路行走的车主,立马倒车,选择绕道而行。俯瞰整条马路,我这个无车的人只得叹气:每部车都在忙绿,急于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一秒钟都不能停歇;排在后面的车随时会扭秧歌一般,左右腾挪,东冲西突,瞻前而不顾后。正是这种集体聪明意识,导致大塞车的结局,这样的场面时时可见。
 
大家都急于逃出这个失控的沼泽地,但似乎没有人琢磨过其中的奥秘。
 
让我诧异的还有,喇叭声声之际,时常有好汉或好女干脆就把车停在主道上,下车点一支烟,从容地品味起来,他们在表达抗议:你们越着急我就偏不急,你们使劲摁喇叭吧,让滴滴声更强烈一些吧!
 
这样一幅路景,正是我们混乱无序生活的象征。我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无道德社会,无道德人群的日常行为塑造着这个社会的基本面貌。
 
无道德社会人群有几个基本特征:曰狐疑,曰焦虑,曰放纵,曰唯己。
 
狐疑者,难以相信别人之谓也。萍水相逢,基于血缘、地缘、学缘的纽带,本身已经不牢靠,在此基础上,快速流动的人际交往,使得人们戒心重重。交易原则渗透到一切人际关系里,并主导人们的行为。打量,琢磨,含糊其辞,扑朔迷离,犹如浮沉于黄山云雾中,若有若无,似有又无,难以显影定型。表现在神情上,是那道迷离的眼神。
 
焦虑者,急于搞定某事而不得,十五只水桶七上八下,表现在身体上,就是不能安静,晃动,摇摆,心不在当下,永远在期待明天的结果。期望一劳永逸。
 
放纵者,心中无道德羁绊,随时点烟扔烟头,大声说话,大声打嗝放屁,擤鼻涕不避人,吐痰不弯腰。呼吸都是直的。可以突然停在拐角系鞋带,打电话,可以在餐厅高声长时间叫骂电话那边的人,可以在高速公路上掏出阴茎从容放水,身体各器官遵从本能需求,永远处在无约束的私状态。
唯己者,天底下我最大,我是我的目的,也是我的手段。做事不顾忌别人的感受,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或许还要补充一点,一个明显的身体特征是僵硬。人与人,人与物的接触,散发出一股硬邦邦的劲头,总要发出某种刺耳的声音。
 
这个无道德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脏乱:痰迹,烟屁股,纸团,污水。乱哄哄吵嚷,街头,公共场所随时发作的肢体亲昵,鸣笛,怪叫,以及永无停歇的电锯声。
 
我有充足的理由说,这个社会处于亢奋的布朗运动状态。无数高速振动的个体,常常达到某种可怕的共振。满眼无规则中隐含某种根本规则:那就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一个熟稔此道的中国人可能游刃有余,但初来乍到的老外却寸步难行。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习性,这个密码就在中国人手里。
 
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必须牢记几条准则:
 
一、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是无规则的必然结果。好多看似天灾的事情,骨子里都是人祸。
二、相信你不相信的东西。这更好理解。你不相信的东西总会合法地达成目标,不会因你而有丝毫改变。
三、犯规者为王。每个人都会明白这一点。面对犯规者,你最明智的策略是屈服。
四、当别人都不遵守规矩时,守规矩就成为你不幸的根源。不言自明。
在这个社会里,最痛苦的是良知未泯的你我,我们无法修炼到“色即是空”的境界,故而产生本能的心理反应——愤怒,正是这种分泌物影响了我们的寿命,同时把我们与他人区别开。
我愤怒故我在。虎年我愿做一尊愤怒之神,以此共勉。
 
                                       原载《新周刊》2010年第一期

  “两会”提案最好倾听来自互联网的声音

  文/毛启盈

  两会3月3日拉开帷幕,然而,2月底互联网就炸开了“锅”:博客、微博客、论坛……议论纷纷。从目前网络流量看,争议性最大的当数这几个提案:

  2010,全国政协委员、陶然居饮食集团董事长严琦语出惊人:关闭所有社会网吧,政府办公共网吧。

  2010,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张晓梅准备了20条提案和建议:其中一条是建议“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

  2009年,央视名嘴倪萍建议国家立法监管“山寨文化”,她的这个提案引起了广泛讨论。

  之所以引起了轰动,是因为是焦点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关于代表委员提案是否切合实际,众说纷纭,这是符合网络时代潮流。不能因为网民的反对,就否定了代表的良苦用心。但是,建议代表最好听听来自互联网的声音。

  譬如,严琦要关闭网吧就遭到了网友拍砖。山东冠县关闭网吧,引起的网络骚动已经是前车之鉴了。但是,代表为何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看到孩子进了网吧打游戏上了网瘾,就改为国营,那么要是不是所有的洗浴中心和歌厅因为藏污纳垢需要“国营”?

  有人说网吧也要“国进民退”呀?封杀网吧无疑是地方封杀舆情的推辞。那么,代表封杀网吧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

  张晓梅实行家庭工资化,保护妇女权益。微博客将其称作“雷人”我觉得丝毫不过分。如果家庭实行工资制度,那么是不是要到工商部门备案,是不是要登记一个法人代表,家庭实行企业制度管理。如果拖欠工资可以到法院打官司了。我要说得是下厨房的不一定是妇女,男人收拾家务是不是也要发工资。这个提议在3月8日妇女节很有卖点,尤其是经济社会。但是,这不知道一切用钱说事,“是替男人说话,还是让没有责任感的家长合法化”。

  至于倪萍大姐提出的封杀“山寨文化”更是可笑……

  不过,很多关系到一个产业前途命运的提案却只字未提,譬如电信领域的《电信法》,媒体领域的《新闻法》……

  不过,今年人大代表、广东移动总经理徐龙关于制定《电子商务法》议案,建议中国尽快制定统一系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保障和促进电子商务的科学发展,引导和规范电子商务活动,防范和减少网上交易风险,在2008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提出建立统一的电子化小额支付系统的提案。

  这些提案来自互联网,切合实际。但是,今年两会需要提“三网融合”、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等话题,可惜,互联网上并没有提前讨论这些方案,难道还需要保密吗?

  近日,全国两会爆出了一份最牛的人大代表建议,这就是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在全国人大十一届会议前夕,向人大常委会呈递的关于党政官员公示财产的建议。这是五年来王全杰第三次提出这类议案和建议。该建议一提出,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三天内有200多家报纸和网站予以转载和评论,读者网民拍手叫好,纷纷称这是最牛的人大建议。今将该建议全文转载于此,广大网友可以评一评,能否真正成为2008年最牛的人大建议,说它牛,它到底牛在何处?



  王全杰老师的博客文章转贴:

  《关于“官员公示财产”的第三次人大建议的说明》

  尊敬的读者、网友和编者:

  你们好!我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在2005年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和2007年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我与数十位人大代表两次提出了“关于建立党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议案和建议,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关注和有关领导的重视。在本届人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十届五次会议)我向媒体作出承诺,“我若连任还提领导干部公示财产”,我为下届连任重提这项议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事不遂愿,2007年11月我被告知,不再提名为连任候选人。本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但我的使命和承诺却未兑现,这使我寝食难安,欲罢不忍。于是在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以及大众日报社和烟台日报社等媒体的支持下,利用我离任前的100天内尚存的人大话语权,充分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将百姓的意见写成议案和建议反映给中央。我的“百日活动”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响应,共收到了800多封信件,搜狐博客一日访问量达10万多次、评论1500多条。群众的建言来信浸透了忧国忧民忧自己的情怀,其事凿凿、其意切切、其情深深,使我看到了社会的各个侧面,使我每天处于感动、激愤和焦虑之中。大量人民来信呼吁重提关于官员公布财产的建议和议案,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来信者既有基层群众、也有党政高级官员和知名学者。在吸收广大读者、网民的意见的基础上,我起草了“关于将官员收入申报制度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并于2月28日即十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的前6天,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我在本届人大第三次提交关于公示财产的建议和议案。今将建议全文发出,希望更多的读者关心此事,大家共同来促进这一利党、利国、利民的惠及百年的终极反腐的“阳光法案”早日出台。


  《关于将官员收入申报制度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

  当前在我国社会一些主要领域,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据报道,5年来仅各级纪委立案查处的就达80多万人,给予党纪处分的高达50多万人,而实际存在的腐败行为要比已查出的数量大得多。腐败的问题,已成为全国上下千夫所指、万民所恨的社会毒瘤,严重地削弱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群众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遏止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聚敛财富,恢复人民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的信心,是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应引起全党全民的充分重视。

  为了遏制党政官员的腐败,党和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努力。早在1995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1997年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1年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规定》,2006年又出台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虽然党和国家在反腐败方面下了大的力气,推出了一系列关于申报个人财产的法规,但是实际收效并不理想,某些领域甚至有顶风而上,愈反愈烈之势,这种现象现应引起我们深思。

  为什么党政官员收入和财产申报了12年而成效甚微,甚至出现边申报边贪污,边贪污边提拔的怪现象呢?关键在于申报制度的本身仅仅是组织监督或机关内部监督,而恰恰是最有力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或称舆论的监督在这个最需要监督的节骨眼上出现了缺位!在现行申报制度中,其申报内容是对公众保密的,对其申报内容的审查监督仅仅是上级机关少数领导,而不是人民群众的监督,即使上级机关领导真的铁面无私、火眼金睛,但他对情况的了解总是有限的,因此其监督就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更何况其中不可避免的老上级老同事的人情关系呢?这就使申报制度陷入了人民群众所说的“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怪圈,几近形同虚设,其成效事倍功半是必然的。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引入人民群众的监督机制。

  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世界上最有力、最彻底的监督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而我国的宪法也赋予人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权,要想保证群众的监督权,首先必须保证人民的知情权,而知情就必须开放媒体,将领导干部申报的财产公示于众,才能保证群众的监督。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党的一贯方针的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我党一贯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实际上个人财产隐蔽得再好,也逃不脱千千万万群众无孔不入的眼光。如某官员有三处住房仅公示为两处,他的第三处住房邻居很容易对其揭发举报,而官员慑于群众的明察而不敢轻易以身试法、谎报瞒报。既然如此,把对领导干部的私人财产监督权下放给广大人民群众应是一种最彻底的反腐措施,这就是领导干部公示财产或公开申报财产。

  官员财产的公开申报制度起源于230年前的瑞典王国,1883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官员公开申报财产的法律,并为世界上所有追求廉政的国家所效仿。目前已有包括我国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近百个国家与地区推行了此项制度。该制度利用媒体的公开作用,将官员及其家庭成员的一切财产、财务往来、收入与借贷情况,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接受全体公民的监督,难怪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抱怨说,即使换把椅子都要小心翼翼。世界各国经验证明,公示官员财产对于建立阳光政府,防止贪污受贿,遏制社会腐败是一种最有效的机制,被公认为是“阳光法案”和“终极反腐”的手段。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国家在实施这项制度时,仅称为“财产申报制度”,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能见度高,新闻媒体呈透明状,申报的同时也就向媒体公开了。

  从我党和我国的性质来说,我们更应该毫无顾忌的实行财产公示。我们国家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党政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行为光明磊落,面对我们的服务对象——人民群众,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我们还有什么私产不可向人民公开?连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压迫人民、剥削人民、限制人民权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员都敢公示财产,我们受党多年教育、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公仆,还有什么可以向自己的主人隐瞒的?

  无论从世界各国反腐的经验还是从我国我党的性质讲,我们都有必要将现行的“申报制度”发展为公示制度”。这是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也是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需要。国情、党情、社情,民怨、民心、党心都要求我们痛下决心,尽快推出这项被世界各国证实为行之有效的终极反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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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我们建议:

  1.人大常委会尽快组织专门班子,研究制定“领导干部财产公示法”,所有向上级组织申报的收入和财产,均应通过媒体和网络,向社会公开或通过有效渠道使人民群众得以查询。

  2.与此相配合,全国强制推行存款实名制和账户实名制,股票和股权实名制,商业保险实名制,不动产交易实名制。每个公民拥有唯一的、全国通行的个人账户。个人实名以外的一切有形和无形资产,国内资产和海外资产,均为非法资产,均应无条件的归于全民所有。

  3.在财产公开制度实施前半年应在全国设立退赃帐户,在全国推行不记名、有编号、存档案、可查证的退赃运动。对于退赃项目无论数额多少、来源如何,均受法律保护,赦免一切罪、错,永不追究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并无条件地为退赃者保密。

  4.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遗产继承制度和财产赠与制度,领导干部公开申报资产应包括其直系亲属和所有家庭成员。

  5.与国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建立阳光资产信息共同体,随时审核官员及一切公民的海外资产。

  6.对于领导干部超出正常生活所需的资产,实施资产托管制度。官员在任职期间,不得参与资产的融动和经营。

  7.加强反腐败机构的建设,参照“联合国反腐公约”规定,建议我国受理官员财产申报的机关应与政府机关相互独立,实行逐级垂直领导,最高机关应直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

  8.修改“刑法”中对“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的处罚规定,加重对官员瞒报资产的处罚;立法重奖公民对官员隐瞒财产的举报行为。

  9.由于我国在官员收入透明化方面积弊甚深,实行公示制度,必然触及许多既得利者。为减轻“阳光法案”的实施阻力,建议采用先易后难、先上后下、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方法,如(1)先从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做起;(2)先从人大任命的官员做起;(3)先从官员任前公示或参选前公示做起。在五到十年的时间内推广到全体党政官员。

  只要我们真正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舍弃本属身外之物的既得利益,真心改革,痛下决心,经过五到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利及子孙、惠及百年的根本性的社会制度。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盼和历史的使命。公布我一个,取信千万人,作为人民公仆的党政官员何乐而不为之。


  全国人大代表 王全杰(代表证号1216)

 

 

  ●2009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26.0万亿元,比上年提高了19.7%,且收入利润率等绩效指标首次超过世界及美国500强

  ●今天评的500强,实际上还是500大。大而不强,迟早要垮,而且垮的影响也许会更大

  2009中国企业500强名单及分析报告5日公布。此次500强入围门槛从上年的93.1亿元上升为105.4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而且,中国企业500强在世界企业500强中的比重继续攀升,收入利润率等绩效指标首次超过世界及美国500强。

  “今天评的500强,实际上还是500大”

  “客观地说,今天评的500强,实际上还是500大,企业不仅要做大,更要做强。强而不大,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但不至于垮;大而不强,迟早要垮,而且垮的影响也许会更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给5日到会的中国500强企业代表泼了一盆冷水。

  目前我国多数大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企业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低,属于典型的速度经济型企业。在去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部分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例如民航业有6家企业进入500强,却仅有两家企业盈利,行业亏损达145亿元;电力企业有10家企业入围,但是前五大发电企业全部亏损,行业亏损额达到240亿元。

  500强名单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又回到了重化工业的轨道上,结构调整的任务还很艰巨。2009中国企业500强共分布在75个行业中,但是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营业收入来分析,黑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等传统行业占较大比重,显示出明显的“重化工”特征。

  此外,调查显示,中国500强企业中只有220家涉及海外业务,国际化程度在30%以下的企业占86%。这说明,面对高成本时代,中国企业经营能力依然比较弱,大多数企业尚未走出国门,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配置,依然以低成本优势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我们具有特殊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还是很少,特别是有自身产品优势、品牌优势、技术优势的企业更少!”作为500强企业的掌门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树清深有体会。“如果创新能力不强,发展的后劲就不会强。建设世界一流的企业,我们还面临很艰巨的任务。”

  向高端领域进军,占领新兴市场

  “现在我们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必须要用世界标准要求自己,用最负责的态度接受最苛刻的客户考验,”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说,“金融危机可能一两年就会过去,但我们产能过剩的局面恐怕三五年都不会结束。企业必须向高端领域进军,依靠品质而不是价格取胜。”

  目前我国经济仍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如何彻底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如何在此次危机中,成功“抄底”实现企业国际化战略?作为大企业的代表,500强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同样面临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风险控制等诸多挑战。

  “我们的大企业要进一步走出去,利用世界市场发展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积累。”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说,“人才是一切事业成功的根本。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经营管理,都离不开人力资源,有了人才,我们才有走出去与国际巨头竞争的底气和能量。”

  实际上,已经开始实施转型升级的大企业并不在少数。中粮集团打造从粮食种植、贸易、物流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系统,用产业化、市场化的方式促进行业整合就比较成功。上海宝钢着力发展与上下游企业的战略联盟,通过伙伴关系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链也被企业界称道。 


  从净利润以及国际比较角度看,这份500强榜单是中国企业在2009年做出的骄人成绩单。特别是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普遍低迷不振,中国企业仍能“逆市而上”,展现出比以往更强的抵御市场风险和控制不确定性的能力,这一点尤为可贵。


  企业的盈利能力,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力和发展前景的具体体现,而优质企业成规模地涌现,并能在国际市场上风生水起,更与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程度有着直接关联。这份企业榜单所展示的企业发展状况,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一个很高水平的直接证明。


  当然,成绩固然可喜,问题也无须回避。中国企业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其所存在的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净利润虽然超过美国,但营业收入总额只相当于美国企业500强的34.42%,相当于世界500强的14.62%,总体差距仍然不小。也就是说,中国企业500强用相对较少的营业额,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利润。分析上榜企业构成,大部分企业或者是从事垄断行业的企业,或者是在其经济领域里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其中又以国有企业居多。事实上,位列前35位的企业都是国企或央企。


  中国企业并不比其他国家企业有更优秀的内部经营管理水平,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并非比其他经济体更成熟,竞争更充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更明确,相反,中国企业500强之所以在整体上能以较小营业额取得较高利润,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垄断利润。国企背后的政府资源,以及一些央企在其领域内的绝对垄断地位,保证了垄断利润的获得。


  近些年来,学界以及社会民间一直有“国退民进”的呼声,也广泛要求破除垄断。但从榜单上来看,局面可能并不那么乐观,一方面前35名无一民营企业,而且民企最高排名比去年还下滑了14个位次,国有垄断企业的实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2009美国企业500强中位次靠前的还有计算机、保健品、零售业、家居用品等业务领域,而中国企业500强则大部分仍集中在重化工、基础设施等领域,产业高度接近,产业面较窄。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尽快的改变,不管是企业,还是国家经济的运行,即便没有近忧,也可能会有远虑。


  如果我们承认500强榜单所表明的经济格局和国企强势地位,那么国有垄断企业的良好效益,应对提升国民福利和国民幸福程度有更强的积极效应。国有企业的发展,当然会增加社会就业,这应算是回报社会、服务社会的一种方式,但这还不够。


  一般而言,税收基于营业额度来征收,利润则为企业自留。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比去年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也就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那么理应通过分配方式增加政府公共治理资源,以及增进国民福利。至于利润方面,当然可以用来改善企业员工福利,但也应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加大贫富、强弱的社会感受度。


  因此,我们需要经济运行更健康、市场竞争更充分,而不仅仅是企业赚了多少钱,获得了多少利润,超过了多少国家。我们也需要企业的发展以及创造出的社会财富,能够对国家发展有更充分的帮助,对国民福利改善有更直接的促进,与社会整体文明和开放有更紧密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利润自顾自地攀升,创造一个又一个数字上的“奇迹”。

“在整个高等教育的生态圈中,特色应该是任何学校在生存发展过程中追求的一个目标。而一个时期以来,没有特色几乎成了我国高校共同的‘特色’。”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教授在8月28日由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办的“大学文化与思想解放高层论坛”上,就这一高校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以西南联大为例,中国的大学曾经很有自己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让我们的大学文化变得如此单调、如此缺乏个性特征呢?是当今中国的大学自身不需要、不重视特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吗?

郭传杰不同意这种观点。就他自己的亲身工作经历而言,无论在校园内还是在社会上,经常能看到听到许多专家教授在为大学的文化建设而奔走疾呼,也有一些大学领导为文化问题而殚精竭虑。

“有三大因素扼杀中国大学的特色发展。”郭传杰说。

“有形的手”让千百大学变成清一色的面孔

长期计划体制的影响和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使学校这个办学主体缺乏实际办学的自主权。体制因素是大学特色的第一“杀手”。

所有水平上乘、特色鲜明的大学,无一不是办学主体在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逐步形成的。“当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还存在着扭曲现象,在办学资源的配置还主要是靠各级政府‘有形的手’操控的情况下,高校的办学模式趋同、办学特色缺失就是不可避免的‘天然产物’了。”郭传杰说。

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有明确规定,高校办学有自主权。对此,郭传杰认为:那只是纸上的、大而化之的原则规定,很不具可操作性。相反,上级行政部门的管控却是十分有力而周至的。

10年前,全国大学掀起了整合扩招的浪潮。是因为有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的强力支持,中国科大才能成为坚守精品办学特色的极少高校之一。前两年,中国科大凭借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科学教育资源,在“校所结合”中推出了“本硕博”贯通的培育模式进行试点,为某些优势前沿学科选育优秀人才提供了有益途径,很受学生和社会的欢迎,反响很好。但就是这点小小的自我试点性改革,因为未经报批,曾遭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特别关切,几次质询。“大学拥有自主权,这本是一个既合宪法又合高教法的事情,可在某些同志那里,常常被视为一个敏感的话题。正是这些过分的‘关心’,扼杀着大学应有的自主权,让千百大学都变成了清一色的面孔。”他说。

郭传杰建议,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探索建立起真正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那就是还权于校。“‘放权’这个词是不恰当的,应该叫‘还权’。办学的自主权本来就属于基层的办学者的,只是长期以来,被‘上面的’管理者错用了。应该还给办学主体。”

评审检查过多过滥造成流水线式的人才生产模式

管理因素是影响大学特色发展的第二“杀手”。不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评审检查过多过滥,扼杀大学特色,误导大学的建设与发展。

在一些大学校园里,经常可见挂有“欢迎××检查团”的巨大横幅。今天是检查本科的,明天是研究生的,后天又是重点实验室的,等等,一个个来头不小,不是某部的就是某局的,或者是某局下属机构的。此外,现在社会上给大学列排行榜的官、民机构也多了起来。其中,严谨评价者有之,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也不少。

郭传杰认为,对大学这类的公共机构,进行科学的检查评议是必要的,本无可厚非。但糟糕的是,多而滥的评估检查不仅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不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评价标准又反过来影响大学主体的定位和定向。整齐划一的考评指标体系造成的是流水线式的人才生产模式。与评价指标不合拍的办学特色,就在这些标准型的评审中被扼杀掉了。“在目前的某些情况下,上级要求的‘迎评’、‘预评’等等,实际是对造假者的鼓励与促进。”他说。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政府、社会与学校各归其位。评价权应该交给社会,管理权交给政府,办学权则交给学校。”郭传杰说:“像现在这样,政府既管又办还评,既失效率,更欠公平。社会应成为评价的主体,建立一个独立的评估体系,由政府授权,以社会专业人士组成,随机性对大学进行评估。这种评价必须是公正的、科学的,以第三方的中立立场进行,且体系是科学的,过程是透明的,结果是公开的,而且必须非功利、不‘迎评’。”

大学不能搞科层制的官本位文化

办学者自身不懂、不按或不能按教育规律办事,是使大学失去应有特色的第三原因。

“如果一个学校定位是模糊的,追求是功利的,管理是行政化的,这样的学校自然不会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地位。办好的教育,需要教育家按教育规律办学。如果办学者不够教育家资格,社会条件再好,也办不好学。”郭传杰说。

当前,我国高教界的情况是,深谙教育规律的专家不能说没有,但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教育家少之又少。郭传杰认为,总体上,一般合格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创新的人才都是缺乏的。另一方面,即便有合格的教育家来治学,也因环境制约而难以发挥。

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郭传杰建议,一要培养并支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治学,二要让办学者能自主地根据国家的需求、自身的理念和学校的实际,确定学校的使命、愿景,制定学校的方针规划,安排从招生、上课到师资、科研等各个教学环节。办学者则要把构建自身特色作为大学发展的文化战略予以长期坚持。

西方的著名大学一般都没有围墙,而中国的大学曾经都有个实体的围墙,这些年有所改观,有的变成了透绿的栅栏。但是,厚大的围墙起不了阻隔作用,社会上有的风气,学校里也都有反应。西方的大学则不同,他们没有围墙,甚至还允许公交车穿越其中,但却似有一圈围墙,发挥着对社会文化的“过滤”作用。这个“墙”是无形的,它就是大学文化,在无形中发挥了透析过滤的功能。

在郭传杰工作过的中国科大多年来就一直致力于培育这种科大的精神文化“围墙”:校内开会,不设主席台;彼此称呼,讨厌称官衔。“大学就不能搞‘科层制’的官本位文化,不能追求浮华时髦的商界文化,不能追逐庸俗低俗,不能搞整齐划一的‘模式’,因为,这些与创新都是不能兼容的。”郭传杰说。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