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首先是一种低调的理解
这几年，我看世界、看人类的眼光，越来越低调。我越来越相信，应该将人类放在地球生物圈的演化系列中进行研究，而不是首先放在伊甸园里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和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充分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还可以避免对于人类提出过分的道德期待。
在物种意义上，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只是灵长目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人类的所有特性，都应该放在灵长目种群的背景下予以理解，也就是说，必须把人类放在倭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狒狒、猢猴以及金丝猴等等猿猴的种群中进行观察和研究。无论是就生物现象还是就精神现象而言，人类与这些猿猴家族都是密不可分的。而且，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条结实的界限，能够将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截然分开。
这样看待人类，有一个突出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对于人类的道德期待。
所谓道德期待，乃是出于道德建构的愿望，有意无意对于人类某种单一特性（比如正义倾向、神圣倾向等）进行过度肯定和放大，而这种放大和肯定往往没有顾及另一些相反的天性对于人性的制约和影响。
实际上，人以及他的灵长目兄弟都是极为复杂的生命，不可仅抓住其某一种精神倾向就匆忙做出全称判断。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言：“人有一种不正义的倾向，所以民主是必要的，人有一种正义的倾向，所以民主是可能的。”这句话启示我们，人类是一个多面体甚至是一个矛盾体，如果我们仅仅看到人类的正义倾向，或者仅仅看到人类的不正义倾向，都会导致完全错误的研究结论。如果我们轻易用这种错误结论指导我们的历史实践，那就只能导致悲剧。
基督教强调人不能骄傲，可是人类文化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建构自己的道德存在而独享几近神圣的骄傲。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每一种人类文化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拔高人类的道德存在和神圣品质，而忘了人类其实还只是达尔文所描述的生物链条上千万种动物中的一种。
我看减少人类骄傲心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人类回到地球生物圈之中，回到灵长目动物体系之中。越是把人类放在人类不屑于与之为伍的低级动物一起观察和研究，越是显示了对人类的关爱和怜悯。
达尔文在研究人类的由来的时候，就是从动物演化之角度、甚至是从动物肢体和器官的演化之角度，来进行追溯和描述的。
在达尔文之后，有一些动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一直在系统研究灵长目中各类动物与人类这种动物的相关性、相似性、相近性。比如，美籍荷兰学者德瓦尔，在《人类的猿性》、《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两本书中，充分研究了倭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狒狒、金丝猴等等灵长目动物的冲突与和解问题，最后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同为灵长目动物的人类及其社会的研究上。
在德瓦尔的研究中，倭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金丝猴，以及，人类，他们在意识、意志、欲望、自私、仇恨、复仇、嗜杀、对抗、和解、抚慰等等方面，都具有相同的特征、相近的反应模式。
德瓦尔指出，所有动物都有冲突的天性，但是同时也都本能地渴望用友好的方式化解冲突和仇恨。“在动物世界中，争斗之后亲密接触的迅速增多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218页）黑猩猩一般用接吻和拥抱寻求和解，倭黑猩猩最喜欢用性器官的接触和性交化解矛盾，同性之间也常常用摩擦和玩弄性器官达到重归于好的目的。
德瓦尔主张，不能仅仅看到侵犯和冲突的负面意义，还应该看到侵犯和冲突的建设性价值。
作者指出：“我们人类社会是由对抗和吸引相互交织而共同构建起来的。对抗的消失更多的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它是迷人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人们之间缺少差异的社会里。……个体是在同别人的斗争中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我们不能同时有两种方式：一方面每个个体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而另一方面个体之间不会因为利益产生冲突。”（《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235页）总之，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冲突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猴、猩猩的故事——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238页）
没有哪个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像德瓦尔这样，研究视野如此开阔，所以德瓦尔能够真正高屋建瓴地观察和理解人类行为模式和人类社会的冲突纷争。他既不像马克思那样仅仅强调阶级矛盾和斗争，也不像克鲁泡特金那样单单强调人们之间的合作互助，而是将侵犯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看作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社会现象。
这样理解人类和整个灵长目动物的社会生活可能是最准确的。
当我们对地球生物圈中的所有生命都能建立这样的理解模式，我们对于生命、对于人类的悲悯之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滋长发育起来。
当我们对人类的道德期待不那么强烈，也就不会过于迷狂地夸大人类的崇高、神圣特征，而对于人类的缺点、过错、罪性，也会有一种低调而又温柔的谅解。